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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稿时间:2021-04-23 23:28: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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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网杭州4月22日电 题:法治浙江“守望者”:浙江检察十五年画出监督“力道”

  记者 赵晔娇 郭其钰

  “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法治浙江十五年来检察机关的工作,您觉得是什么?”

  “转型、监督、服务。”面对记者的提问,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没有过多思考。在其看来,法治浙江建设风雨兼程,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重要一章。

  2006年,浙江省委作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大决策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,在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规制国家公权力等方面不可或缺。

  十五年,如何当好法治浙江“守望者”?该省检察机关既要种好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还要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,促进接壤的“万亩良田”科学耕种,实现满园丰收。

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走访民营企业。 龚成 摄

  伏脉千里:构建法律监督大格局

  “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需要有力的检察保障,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,其法律监督的成效,关系着法治浙江建设的成色。

  如何擦亮法律监督底色护航法治浙江建设?17年前提出的“敢于监督,善于监督,勇于开展自我监督”,已为解题埋下了重要伏笔。

  2003年4月召开的第十三次浙江检察工作会议上,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提出,要求检察机关“敢于监督,善于监督,勇于开展自我监督”。这十六个字,构建起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大格局。

  “自2003年以来,我们牢记并践行‘敢于监督,善于监督,勇于开展自我监督’要求,破解掣肘检察履职的难题,旗帜鲜明地加强法律监督。”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黄生林说。

  法律监督为法治浙江建设保驾护航,谁为法律监督保驾护航?十五年间,该省多次适时出台相关政策,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监督、规范监督、有效监督。

  2010年,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出台《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》,明确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范围和重点,规定了各司法机关接受、配合法律监督工作的基本方式和机制。

  借此契机,浙江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公安、法院、司法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,共同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制度,明确法律监督范围、手段和法律后果。

  随着社会法治环境不断优化和法律监督方式不断发展,2019年7月,浙江省委出台《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着力解决制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的重点难点问题。

  其中一条即规定,要把各地各有关部门接受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纳入平安综治考核、法治浙江考核。

  “现有的检察监督方式更多的是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等,偏‘柔性’,导致实践中有的部门对检察监督重视不够,法律监督的实效有待提升。”贾宇认为,该《意见》的出台对浙江检察事业来说是“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”的重大发展机遇。

  十五年法治浙江建设,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一以贯之、伏脉千里。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提出,要高水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,办好群众身边的案件,加大诉讼活动监督力度,加强法律监督与其他监督协作配合,发挥法治中国示范区建设主力军作用。

检察机关电子取证。 龚成 摄

  唯实惟先:法律监督从“事”到“制”

 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、司法体制改革等对检察职能的调整,公益诉讼成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新利器。

  从守护“舌尖上的安全”到守护碧水蓝天,再到保护英烈权益,公益诉讼是以司法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器。而这一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浙江“民事督促起诉”机制的实践探索。

  2002年,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发现该县国有良种场未经审批,将国有房产贱卖给个人,即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“民事公益诉讼”,要求确定这一买卖合同无效。

  一案激起千层浪。检察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提起民事诉讼,在当时引起多方争议。

  最终,在当时法律框架内,浙江检察机关由此创造性提出“民事督促起诉”,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,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职责,依法提起民事诉讼,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  这一实践过去后十五年,2017年,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。

  在浙江,该省检察机关聚焦个人信息保护、安全生产等新领域,出台全国首个公益诉讼重特大案件标准,探索互联网公益诉讼新模式,开展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诉前赔偿试点……法律监督从“事”到“制”,守护着社会公共利益。

  在办案中监督,在监督中办案,如今刑事案件呼吁的“少捕慎诉”监督理念,也早已在浙江“轻微刑事案件和解”的规定中有所实践。

  2007年,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规定,明确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,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刑事和解,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  多年来,该省检察机关坚持“少捕慎诉”,释放最大司法善意。如针对涉民企刑事案件的办理,贾宇曾多次表态:“可捕可不捕的,不捕;可诉可不诉的,不诉。”

  在永康一起涉“走步机”案件中,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侦查,了解涉案企业系创新型民营企业、涉案“走步机”系创新型产品后,建议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慎用羁押措施。

  同时上报国家相关部门请示“走步机”的标准适用,最终确认“走步机”为创新产品。检察机关依法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处理,既保护了企业,还推动行业标准出台。

  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,浙江检察机关还部署开展企业经济犯罪刑事合规法律监督试点等,对合规考察合格的企业,予以一定刑罚或行政处罚减免。

  据统计,2020年浙江检察机关依法不批准逮捕15506人、不起诉26421人。同时以“少捕慎诉慎押”降低审前羁押率和轻罪起诉率,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案件中适用率达89.43%,适用后从宽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占23.39%。

检察机关现场取证。 龚成 摄

  初心不改:“数字”监督赢得未来

  知其源,识其旨,还需懂其法。万物互联时代,法律监督如何提质增效?浙江检察机关方向清晰——深化数字赋能监督。

  当前,浙江正推进数字化改革,其中“数字法治”专项已明确“政法一体化办案集成应用”“大数据检察监督”两个项目,检察机关为牵头部门。

  “这就要加强数字检察建设,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法律监督模式。”在贾宇看来,首先要引导各级检察机关树立信息主导监督、数据引领监督理念。

  如在具体实践中,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自主研发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打击虚假诉讼,对法院海量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,从而发现监督线索,将民事检察监督从个别、偶发、被动监督,转变为全面、系统、主动监督。

  “这一智慧监督系统实现了办案人员的需求、经验与软件程序的深度融合,既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‘刑民衔接’,又促进检察机关与法院、公安机关互通互动、信息共享,实现多方合力的有效监督。”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翁跃强说。

  着眼全局,贾宇提出浙江检察机关将深入探索法律监督模式系统性变革,强化从“数量驱动、个案为主、案卷审查”个案办理式监督向“质效导向、类案为主、数据赋能”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,更加体现“办一案、牵一串、治一片”的监督规模效应。

  同时检察各条线针对业务应用场景打造监督模型,推进法律监督体制机制、组织架构、方式流程、手段工具的全方位、系统性重塑。

  针对数字化改革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应对,贾宇认为,司法机关要有从一案看问题、看趋势的能力,依法办好一案,强化引导效应。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,把情况信息及时传递给执法机关,使一类问题及早进入监管视野,合力促进网络空间清朗。

  “浙江要聚焦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和法治中国示范区,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推动规范高效的司法监督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,加快打造法律监督最有力的示范省份。”面向未来,袁家军如是说。(完)

【编辑:房家梁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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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在反省之夜环节,学员们必须身穿正装把自己关在一个陌生封闭房间,面对王阳明的照片在几张白纸上写下你从小到大做过的恶事、存过的恶念、说过的恶语,然后将写满罪行的纸撕碎或烧掉。
来源:南方日报网络版  责编:热播